“大众”之新与“文艺”之新
概其要者，或描述分析新大众文艺的样貌新质；或梳理追溯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谱系；或厘定新大众文艺的内涵特征；或评价肯定新大众文艺的效应和价值；或探讨引导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前景和可能。可以说，新大众文艺研究成为当下文艺领域的一个现象级理论景观
首先，新大众文艺的“大众”之“新”在于，其既不同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时期文艺大众化所指向的被启蒙的“大众”，也不同于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所要求服务的对象和凝聚的力量之工农兵大众，更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西化理论话语笼罩下大众文化研究的“大众”
相对于新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在“大众”这一概念上的相似性和传承性，二者的相异性同样明显，正如南帆所言：“‘大众文艺’这个概念前面加上一个‘新’的形容词，至少表明这个概念出现某些前所未有的内涵有待进一步解读。”而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新质所在
“大众”作为一个名词，能指无疑是一致的，但在不同语境和时代，所指却存在不小的差别。新大众文艺的“大众”最为明显的身份转换，便是由被动的接受者增值为文艺创作的主体。这里的新“大众”，曾是传统的接受者角色，现在已成为文本的创造者、信息的输出者、生活的亲历者、情感的生发者，无疑也是价值的传导者
即便仍然处于接受者的位置，网络化、互动性的机制，也使得其能够适时进入文艺创造的大系统之中。同时，在流量经济、消费文化的推动下，无论创作还是欣赏，新大众的身份内涵也发生了悄然而意义深远的转换，那就是他们都是文化的消费者。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众文化研究，新大众文化的“大众”，与之更存在本质的差别
西方理论话语下的大众文化研究所谓“大众”，如范玉刚所说，所指为集合性与匿名性的中产阶层，而新大众文艺之“大众”，则更多是有着确切所指的个体意义上的普通民众，“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大众文化，所谓‘大众’其实是‘小众’
对此，刘大先曾有涵括：新大众文艺之“大众”，“不仅是政治化的人民主体，也不光是商业化的消费大众，而是主体与客体、理性与感性、政治与经济、生命与精神、主动与被动、生产与消费、创造与接受、人文与科技、文本与语境、人与机器等诸多曾经看上去二元对立项的联合”